十三、春申君请贤

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。那里的山川秀丽，鱼米飘香，民风质朴，只是由于君王不听屈原大夫的忠告，遭了一场大难，伤了元气，一时难以恢复呀！”

    卜尹大夫插言：“荀老夫子，如今我楚国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了。如果没有自强于诸侯之林的决心，令尹绝不会长途跋涉率军援救赵国，与秦国结怨。也绝不会连续作战，挥师北伐，将鲁国平灭。”

    荀子叹道：“是呀，今日之楚国已非昔日可比。我很赞赏楚王和令尹的魄力。”

    卜尹大夫又说：“当今天下，齐国有孟尝君，赵国有平原君，魏国有信陵君，我楚国有春申君。四位君子喜爱贤士，列国驰名。今日我令尹亲自登门来请，足见喜爱贤士较他们更为之心切呀！”

    荀子则说，假如离开齐国到楚国去，一要与我的弟子们商议，二也要请齐王谅解。

    春申君深为理解好吧，我们再住上几日，等待荀老夫子的回复。”说完站起身来，特意强调说，“荀老夫子！但愿不要让我们失望呀！”

    卜尹大夫也说：“荀老夫子！我们令尹此次远道而来，其真实目的，就是想把您和您的宝贵书籍一起拉到楚国。”三人再次畅怀大笑。

    荀子、韩非、李斯和陈嚣送春申君和卜尹出门。春申君又一次诚恳地说：“荀老夫子！黄歇翘首等待您的回音。”

    荀子也诚恳点头：“好吧！”

    夜晚。荀子面对孤灯，在书斋静心深思。齐国民间的竽声传来，引起他几多哀愁，几多冥想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他向韩非、李斯、陈嚣等弟子讲，他从秦国回到齐国的时候，满怀希冀。想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发扬并提升儒学，同时希望齐王能够实行他的主张，革新朝政，铲除邪恶，富国强兵，一统天下；让儒学从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走进现实，成为指导天下一统的大道正理。他在稷下学宫公开批评孟轲、批评诸子百家中非常有名气的十二子，匡正天下学问。同时又吸收它们的有益之处，丰富儒学。他提出法后王以树立君王的权威；又提出用礼义和法制结合治国，王道和霸道并举，希冀将齐国引向一统天下的路径。可是，如今想来好像是做了一场梦，一场惊心的梦，一场让他伤心的梦。

    荀子说，不过，在齐国几年的努力并没有枉费时光，使得他明晰了许多事情，悟出了许多的道理。而今诸侯争霸，百家争论不休，未来将是一个什么样子，谁也说不清楚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他写下两篇文章，一篇叫《王制》，一篇叫《王霸》，回答了如何实现天下一统，一统之后的国家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政策，对未来社会的基本形态做出一个全面的描绘。

    他说，早期的儒家，倡导用礼仪治理国家；早期的法家倡导用严峻的法律治理国家。儒法两家相互对立，相互攻击。其实，儒家和法家，两家的理论各有长短，但也都不那么完善。礼治的长处是，使用道德教化的方法，让人自觉服从，这种办法是从思想教育入手，比较温和，容易被人接受，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。但是这种办法靠的是个人自觉，假如不自觉怎么办？违背了礼义怎么办？儒家没有很好的办法。所以，法家就嘲笑儒家无能，认为还是法家主张的严格执法，对违法者严加惩办的治国方法好。

    孔子是坚定地主张“礼治”的。孔子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①孔子认为用行政命令和严刑峻法来管制百姓，那百姓就只会避免犯罪而不会有廉耻之心；用道德和礼义来教化百姓，百姓则不仅会知廉耻还会有归附之心。

    而荀子则认为，“不教而诛，则刑繁而邪不胜；教而不诛，则奸民不惩。就是说，假如不进行教育就惩罚，即便你使用的刑法再多，邪恶的事情依然还会很多。但是，假如单纯依靠教育，不进行惩罚，坏人就得不到惩戒。所以，他把“礼”与“法”一并提出。“礼”的作用是“化”，“法”和“刑”的作用是“治”与“禁”，两相结合，相得益彰，互为补充，改变人恶的本性，使人走向善良，使天下走向大治。

    所以，他把治国的理念概括为一句话：“治之经，礼与刑。”③治国的基本方法就是两条，一条是礼，一条是刑。

    但是，讲礼治和法治结合并用，并不是像一加一那样对等，而是有所侧重。“礼者，法之大分，类之纲纪也。”④就是说，礼义是制定法律的准则，是制定各种条例规范的总纲。

    荀子告诉弟子们，“有乱君，无乱国；有治人，无治法。”⑤推行礼法结合来治理国家是需要人来做的。有使国家混乱的君主，没有注定要混乱的国家。有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人，没有能够自动治理好国家的法。法律不能单独地起作用，条律也不能自动生效。有了善于治国的人，法

    律就存在；失去善于治国的人，法律就不存在。所以，“法者，治之端也；君子者，治之原也。”①

    君主在治国道路的选择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国家，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；君主，处于天下最有权势的地位。如果能够用正确的政治原则去治理国家，国家就会大安定，大荣耀，成为一切美好的源泉；如果选错了道路，不能够用正确的政治原则去治理国家，国家就会有大危险，大灾难。危乱发展到极点，君主即使想做个平民百姓也不可能，齐湣王、宋献公就是这样。

    “故用国者，义立而王，信立而霸，权谋立而亡。这三者，是贤明的君主必须慎重选择的，也是仁人一定要弄明白的。

    但是，以前的儒家不赞同霸道。孔子几乎不谈霸道，孟子坚决反对霸道，认为“五霸”是“三王”的罪人。而荀子却认为，应当既重视道义追求，又重视现实功利，所以将王道与霸道一并给予肯定。

    说到这些，荀子感慨万千，满怀深情地说道：国家，是天下最大的器物，沉重的担子，不可不妥善地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安置它，安置在险恶的地方就危险；不可不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前行，如果道路荒芜、杂草丛生就会阻塞不通；危险、阻塞，国家就会灭亡。所谓安置国家，并非指立疆划界，而是指遵行什么样的道路、和什么样的人一同走。行王者之法，和奉行王道的人一同去治理国家，就能称王天下；遵行霸者的办法，和奉行霸道的人去治理国家，就能称霸诸侯;遵行亡国的办法，和奉行亡国之道的人去治理国家，就会亡国。此三者，是贤明的君主必须要谨慎选择的，也是讲究仁德的人一定要弄明白的。

    荀子最后总结出一句话粹而王，驳而霸，无一焉而亡。”③纯粹地实行礼法治国之道，就能够称王天下；驳杂地实行礼法治国之道，就能称霸诸侯；一点也做不到的就会灭亡。

    他在文章《王霸》里面，告诫那些当权的君主，“国危则无乐君，国安则无忧民。”批评当今的君主急于追求享乐而不用心治理国家，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？一心享受各种欢乐，岂不是太可悲吗？那些极力追求享乐的君主，可知道最美丽的颜色、最悦耳的音乐、最好吃的美味、最美好的气味、最大的安逸，在哪里？各种快乐的事情，产生于治理好的国家；忧虑祸患，产生于危乱的国家。急于追求享乐而后才想治国的人，是不懂得什么叫享乐的人。贤明的君主，必定要先治理好国家，然后才能得到各种快乐。而糊涂的君主，必定会迫不及待地追求享乐而后才想治国，所以忧虑祸患就多得不可胜数，一直要到身死国亡，而后才会停止。准备用各种办法去求得快乐，却得到了忧虑；准备用各种办法去求得安定，却得到了危险；准备用各种办法去求得幸福，却得到了死亡;这难道不可悲吗？唉呀！手握大权的的君主呀，该思考一下这些话了！

    荀子告诉弟子们，上面的这些话，他对齐王和君王后都讲过，他们起初还听一些，后来就相信谗言，一句也听不进去。如今齐国的掌权者既不行义也不行霸，只图暂时苟安，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呢？他对齐国有过希望，有过情感，还做过不小的努力，可是如今已经完全失望。因此，他决定接受楚国令尹春申君的邀请，到楚国去。弟子们如果愿意跟随去楚国的，可以随他走。不想去楚国的可以自便。

    弟子们听了荀子的讲解，对老师更加敬佩。他们说，荀子提出的礼法治国、王霸并举，是把孔子飘荡在天空的儒学拉回到地上，给它增添了两条坚实的腿脚，让儒学昂首阔步走进社会，指导天下。只可惜老师的真诚努力，被那位独霸朝政的君王后当作害国的祸水；把正确的治国之道，看作是歪理邪说，怎能不让老师伤心。

    陈嚣说，那位君王后和老师本来就不是一路人。老师想的是远，她想的是近；老师想的是人，她想得是己；老师想的是一统天下，她想的是苟且偷安。常言说，人挪活，树挪死。老师的主张这么好，此处行不通就到别处去。既然楚国的令尹诚心来请，就应该往楚国去。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