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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我造把反[上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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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混迹乡村

    1814年1月11日(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),一个后来祸乱大半个中国的造反者出生于广东省花县官禄布村。

    如果不刻意捏造,这个人的出生应当没甚么特异之处:红光闪闪,奇香扑鼻,嘴里含块玉或大罗天仙之类……

    那都是无聊文人编织的神话。

    信口胡说,骗骗人而已。

    官禄布距省城广州约九十里,是一个偏僻的小村。

    造反者本名洪仁坤,小名儿火秀。他的父亲洪镜扬在屯子里担任村干部,薄有田产,境况不错,算得上中等人家。洪仁坤行三,上面有两个哥哥。他的两个哥哥都不读书,只有他一个人幻想通过读书走上仕途之路,升官发财,改变命运。洪仁坤7岁入私塾就读,14岁参加乡试,前后一共经历十七年,进了四次考场,却始终连个秀才都考不中。

    历史无情地拒绝了这个寒酸的读书人。

    造反作乱是遥远的事,眼下,洪仁坤急需解决的是如何应付他窘迫的乡村生涯。

    18岁时他在家乡的村塾当一名临时教师,坐馆教书,教小孩子识字和基础文化知识。这也是当时很多落第童生所从事的职业。其收入稍可温饱,比一般的穷苦农民好不到哪去!

    也可能因为郁闷,洪仁坤染上赌博的毛病,整天泡在赌场。还有人说他曾护送烟土洋货,往来广东广西及湖南边境,牟取暴利。

    1837年,身材高大的洪仁坤怀揣路费,背着油纸伞行走在僻静山路上,他还是去广州,去考试。这已是第三次了。接二连三的失败让他的心情灰暗沉重:是我的文章不行,考官有眼无珠,还是上天非要折磨一个身担大任的不世奇才?

    不久,发榜了,洪仁坤再一次名落孙山。

    洪仁坤受了极大的刺激,怏怏而归。加之一路风寒,回到官禄布村以后就卧病在床,神志昏迷。前后病了四十多天,苏醒后时而唱歌哭泣,时而乱跳乱蹦,声称自己上了天堂,受命斩妖除魔,为人间太平天子;还不时窜出家门,拉住村里的人高歌他“从天上学来的高天之音”。

    洪家人极其惶恐。

    村子里也纷纷议论洪仁坤疯掉了。

    为了防止他外出伤人,洪的兄长用绳索将他牢牢捆在家中、并因为他发癫胡闹狠狠地收拾了他几顿。

    顺便说一句,就在洪仁坤这次落榜后在广州街上漫无目的闲遛时,一个叫梁发的人塞给他一本小册子,《劝世良言》,一本宣传浅显基督教义的书。洪仁坤心不在焉。而在当时,不论洪仁坤还是编写者梁发都不会想到,就是这样一本不起眼的小册子,将引发一场绵延十数年、举世震惊的大暴动,死亡人口高达七千万。

    在这种极度不满的情况下,洪仁坤写了一首述志诗:

    手握乾坤杀伐权,斩邪留正解民悬。

    眼过西北江山外,声振东南日月边。

    展爪似嫌云路小,腾身何怕汉程偏。

    风雷鼓舞三千浪,易象飞龙定在天。

    不满已经走了形。这位贫穷的乡村知识分子,头脑里盘旋的已经不是什么入仕做官,求取功名了。雄心壮志在他的心里膨胀成一种恐怖,王者无道,彼可取而代之。无法想象,一旦掌握了杀伐权,这位广东花县的教书先生,会是个什么样子?

    但愿只是一个落榜秀才的几句疯话……

    艰难而坎坷的科举之路。

    洪仁坤大病之后,继续躲在僻静的小山村里教书。他的性情有了很大的转变,沉静内向,不苟言笑;课余翻阅一些历史、地理及故事传说。

    1838年至1843年的五年间,生活颇为平静。

    ——大约25岁时候,洪仁坤结婚了,妻子姓赖(莲英),是丫髻山下九关村人。

    1843(道光二十三年)年春,洪仁坤再一次来到广州,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了乡试。或许他还抱有侥幸心理,或许,他入仕求官的梦想并没有完全破灭。试一试,没准儿能成呢!

    残酷的现实又一次击碎了他的企盼。

    大清朝的科举固执地拒绝了一个后来被写入中国近代史的人,他投笔于地,慨然长叹,“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士吧。”历史就这样铸就了。这一年,洪仁坤31岁。

    不当官就造反

    1836年,或更早一点,历史若接纳这位穷酸秀才,让他顺利地通过了乡试,再通过会试、殿试,由皇上赐进士及第,加官进爵,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场历时十多年的农民暴动了?

    然而历史不允许假设。

    应试举子千千万,落第书生万万千。中榜的皆大欢喜,不中的垂头丧气,收拾文具寒窗再读,以待三年之后吧?怨归怨骂归骂,似乎还没有人想到要造反。秀才造反,三年不成。偏偏花县洪仁坤喊出了“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之士吧”,这有点像黄巢。

    黄巢也是个不第秀才,屡试不中,他站在长安城门前,感慨之余,赋诗一首:

    待得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时百花杀。

    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。

    其实写两首言词激烈的诗、发几句牢骚,并不可怕,认识几个字就能干。别说“带黄金甲”,就是带导弹也没人管。怕就怕这些豪言壮语不是疯话。一个人如果有反叛之心,又有一定的指挥才能,网罗人材,天与其时登高一呼,可能真的会令风云变色!

    1843年,洪仁坤第四次应考,仍然落榜,自此绝了仕途之念。他与他的表弟冯云山、另一个不得志的乡村塾师来往频繁,互相勉励。冯云山学问很杂,精通占卜算卦,据说他从面相上看出洪仁坤“多异相”、“有王者风”,极力鼓动他造反。

    而在洪仁坤尽管屡试不中,心里郁闷的不得了,但要让他揭竿而起造朝廷的反、自己当老大,他还是犹豫了……

    造反可不是十块钱吃自助餐,想干就干。

    那是掉脑袋的事儿。

    诛灭九族。

    再说人家凭啥跟你干呢?

    开染坊得三分颜色,给点阳光才能灿烂?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大的野心多大的抱负,单枪匹马肯定是成不了事。

    宗教

    群众的感情唯一是由宗教“食粮”来滋养的;所以,为了引起暴风雨般的运动,就必须使这些群众的自身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。

    ——恩格斯《路德维希?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

    回到那本小册子:

    《劝世良言》。

    也不知道大脑中那根筋发热,偶然中,洪仁坤翻出了广州街头梁发送给他的小册子,这一翻一找,便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,也决定了清王朝今后的走向。这本书,让洪仁坤在孔孟之道和八股文之外知道了这个世界还有耶稣,还有上帝,以及耶稣降生救世的故事。——联想起几年前那场疯疯癫癫的大病,洪仁坤会心地笑了。他已找到有效的引爆装置。

    大约在1843年,洪仁坤把自己的名字改为“洪秀全”。因为“秀全”二字拆开,乃是“禾(我)乃人王”。

    洪秀全想干什么,已经是和尚脑袋上的虱子。

    1845年至1847年之中,洪秀全先后弄出《原道救世歌》、《原道醒世训》、《原道觉世训》,成立了一个“上帝会”。出身乡村塾师的洪仁坤,摇身一变成了上帝耶和华的第二个儿子,耶稣基督之弟,他来到凡间,拯救世人、斩妖除魔。

    洪秀全宣称,六年(1837)前他在病中曾接受天命,“魂游高天”。上帝用轿子把他抬上天,两旁有无数娇娥美女迎接,上帝教他计谋,还给了他一个美女,做“正月宫娘娘”;教他走路“两脚要八字排开”。

    并宣扬“信上帝的人无灾无难,享福无穷,天堂路通,不信上帝要被虎蛇所咬”。

    只是,除了冯云山、洪的族弟洪仁玕,支持他的人几乎完全没有。

    引车卖浆者流:愚氓或暴力

    历朝历代的造反作乱者,一开始举事,几乎无不是在浓重的迷信色彩下展开的。高祖提剑斩白蛇。陈胜、吴广,篝火狐鸣。张角,“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”。元末刘福通,“石人一只眼,挑动黄河天下反”。简直可以编成一套造反程序。

    群众偏偏就吃这一套。

    删不得!

    所以,“等贵贱、均贫富”也好,“吃他娘,穿他娘”也好,无非是一种煽动人心的发酵剂。自古以来,一个成功的造反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拿什么来忽悠你,登高而招,从者如云。

    群众确有一定的偏狭与局限:

    地位卑微,没有多少文化,长年只知道辛苦奔波……

    行为既不广阔,见识又怎能深刻独到?

    为了可怜的一点衣食、土地,他们往往很容易轻信那些许诺并不兑现的野心家。即使死去,也不知道怨谁。这大概也是历次大规模暴乱起崛于底层的根本原因。其中自然也有流氓无产者、亡命徒,揭不开锅吃不上饭,造反是个死、不造反也是死,乐得浑水摸鱼?

    战争摧残

    连******都说,“革命”是“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”,可见,任何一次的农民叛乱都注定要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动荡,何况像太平天国这样一个上百万人参与、持续十数年、战火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大规模暴动?

    内战的烽火所及,庐舍为墟,遍地瓦砾。其中,安徽省是太平军和清军的必争之地,战场几经易手,争夺极为惨烈,受创最为深重。太平军不仅没有建立起“人间天堂”,它掀动的大海波潮退去后,留下来的却是一种难以复原的历史创伤。

    《广德州志》记录:

    1860年3月(咸丰庚申二月),太平军侵入广德境内,出没不定,广德居民或被杀、或自杀、或被掳走,以及饥饿疾病,死亡大半。1860年至1864年的五年中,百姓不能耕种,粮食严重短缺,山中的野菜被吃光,于是吃人,而后瘟疫流行,尸骸枕藉,道路荆榛,数十里没有人烟。当时广德州民户口约三十余万,太平军离去后,只存六千左右。

    杭州府是清兵与太平军争夺的中心,人口死亡众多。一次被屠杀达十四万人。临安县,“仅存丁口八九千人”,昌化县,“洪杨之役,民气凋残,垂六十余年,未易恢复原状”。还有杭州东部的海宁县长安镇,“被烧房屋十之七,沿乡数里尽伤残。被掳千余,死难被杀万余。鱼池积尸,两岸皆平。”

    战争使得杭州府损失人口三百万,人口损失率为80.6%。

    浩劫过后十多年,在外交官郭嵩焘向朝廷提交的报告《条议海防事宜》中,论及财赋之邦江浙一带的土田开垦无多,或七八成,或仅五六成,还说,“皖南积尸填塞山谷,至今未尽收掩,田卒污莱不能辟,人民离散不能归。”

    再现狂飙过后的萧条景象。

    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中,究竟死了多少人?

    有学者将战前人口数据(《户部清册》)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,认为战争给浙江、安徽、江苏、福建、江西五省造成的人口死亡达五千四百万,如果再考虑其他战场如广西、四川、湖北、湖南等省的人口缺失,那么损失数至少在一亿以上。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达七千万。

    二传教

    1844年(道光二十四年)2月15日,洪秀全离开家乡,外出传教。同行的有冯云山和冯氏二兄弟。

    一行由北到南,走了十几个县城,收效甚微。当他们来到连县白虎墟,洪秀全打算深入到八排瑶山地区,他说:“走了一个多月,结果很失败。这些日子你们白白跟着我受苦受累,我心里很不安。你们还是回去吧,不要再往前走了。”

    冯氏兄弟表示同意。

    “那么,你呢?”冯云山问。

    洪秀全说:“我打算再闯一闯。”

    “如此让我与你同行。”

    两人继续往前走,过贺江进入广西,来到浔州府贵县赐谷村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家。在这里,二人一边教书,一边搞宣传活动。结识了龙山矿工秦日纲。三个月后洪秀全见表兄家境穷困,难以长久维持,决定回广东。

    11月30日,洪秀全回到了花县故乡。

    冯云山不愿意回广东,他离开赐谷村,在浔州府遇到一个叫张永绣的朋友,住了一个多月,于1845年2月从上古林进入桂平县紫荆山。

    孤寒到此把身藏,举目无亲也着忙。

    拾粪生涯来度日,他年得志姓名扬。

    冯云山在高坑冲张家住了将近一年,给人打短工。饥肠辘辘的日子,迫使他把读书人的架子完全丢开,打着赤脚,光着膀子,拾牛粪,挑泥、挖土、割稻、打谷,遇到什么干什么。他和乡民一块干活,一块休息,因为冯云山为人随和,人们都喜欢同他接近,他逐渐结交了不少朋友。

    有一天,冯云山去监生曾槐英家割稻。那是一个大热天,他担禾回来,放下担子,揩了揩额上汗珠,一时高兴,不觉迎风歌道:“南风之薰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;南风之时兮,可以阜吾民之财。”

    曾槐英听了问:“你读过书吗?”

    “略识得几个字。”

    冯云山回答说。

    两人又攀谈几句,曾槐英见冯云山态度稳重,谈吐不俗,颇为敬重。这年(1846年)冬天,他把云山推荐到大冲曾玉珍家去做塾师。

    紫荆花开

    在紫荆山深处的平在山区聚集着一伙烧炭的民工。

    这些人长年伐薪烧炭,衣不蔽体,生活很苦。冯云山教书之余,经常同他们聊天,问候饥寒,并帮助他们解决力所能及的困难。同时向炭工宣传一些上帝会的基本教义。如贪官、地主都是妖,上帝爱护穷人。上帝是独一真神。人人都是上帝所生,大家都是兄弟姐妹。拜了上帝,人人有衣食无灾无难。

    同时,冯云山还通过曾开俊结交了曾的妻弟杨秀清。

    杨秀清原名杨嗣龙,也是一名烧炭工。他五岁丧父,九岁丧母,“零丁孤苦,困厄难堪”,由叔父杨庆善抚养成人。杨秀清没上过学,识字不多,但是他喜好交游,富于智谋,有许多炭工朋友。

    杨秀清同邻居萧朝贵一起拜访冯云山。

    云山劝慰说:

    “杨兄,烧炭之业,没有出路,长此下去屈了你的才。不如大家共举大事,谋求一个根本?”

    杨秀清说:“咱们这些人,有什么本事干大事。见天求个温饱、就不错了。”

    “当今朝廷无道。我们要出头,就得立大志、做大事,如果你相信我的话,就有出路。”冯云山语气坚决:“自古以来,有不少的大人物都是从困苦中起来的,所谓英雄起自草莽!我们结成兄弟,创立‘上帝会’,发展会众,将来一定有出头之日。”

    难得的是,尽管洪秀全不在身旁,冯云山与烧炭工、农民、乡村知识分子接触,仍以洪的名义进行宣传,不炫耀自己不计较得失,几千名会众,均知道上帝派来诛妖救世的“洪先生”,洪的声名深入人心。

    1847年(道光二十七年)春,洪秀全离开花县前往广州,追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义,阅读《圣经》。但罗牧师认为洪的思想不纯,不是“合格”的教徒,拒绝为他进行洗札。

    洪秀全再次入桂(广西),去桂平县紫荆山找冯云山。

    口才很重要

    洪秀全来到平在山区,他惊奇的发现,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,冯云山竟然开创出一个壮观的局面,不仅建立了“上帝会”,还在附近乡村团聚两千多人的会众。洪秀全禁不住大脑发热。他贴出告示来,自称“太平天王”,本着“能拆就能砌,能破就能立”的砸墙思想,洪秀全带领受蒙蔽的狂热群众,像之前捣毁孔子牌位、打六乌神像那样,冲进象州甘王庙金田两水神坛,横扫一切牛鬼蛇神!

    破是破了,“立”却未必。

    当地士绅王作新率团练以“结盟聚会”的罪名将冯云山、卢六扭送县衙,投入监狱。洪天王闻讯,心中害怕,他以赴广州“设法营救”为名,逃回了广东老家。

    冯云山被捕入狱,洪秀全又回了广东,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,异常混乱。紧要关头杨秀清挺身而出,浑身颤抖、亦歌亦舞,声称天父下凡“神灵附体”,传言群众,安定人心。随后,萧朝贵也以“天兄耶稣”下界“跳神儿”的方式取得传言的资格。

    由于上帝会众的极力营救,桂平知县以“并无为匪不法情事”,把冯云山定为无业游民,派两个差役押解回广东花县,开送原籍,而卢六因不堪折磨,已冤死狱中。冯云山一路上,充分施展他的抱负和口才,侃侃而谈,说服两个差役,使得这二人不但释放云山,而且心甘情愿跟随他来到紫荆山加入了拜上帝会。

    来吧来吧,跟你走

    冯云山出狱后,于1848年冬返回广东寻找逃跑的洪天王。1849年(道光二十九年)7月,两人重返紫荆山。

    由于杨秀清及时稳定了局面,上帝会不但没有溃散,反而巩固扩大了。会众增加到一万余人。在既定事实前,洪秀全一时兴起,承认了杨、萧代天传言的特殊身份。美丽的女会员杨云娇也说,十年前她曾梦见过上帝,聆听教诲,天父告诫人人须“真心顺从”洪天王。

    洪秀全很高兴,当众宣布与杨秀清、萧朝贵、杨云娇结为兄妹,杨云娇改姓洪。

    冯云山显得难于措置。

    他认为,当时紫荆山情况危急,杨、萧代天父天兄传言对维护上帝会组织,巩固人心起了一定作用。但事情已然过去,最好的办法是尽快避开它,忘记它,不再给他们代天传言的机会。否则,以杨、萧在上帝会中的位置及特殊的两重性身份,迟早会对领导集团的最高权力产生冲击,造成极大的伤害!

    一个多严重的失误……

    在这一年的上元节,桂平县金田村人韦昌辉捐纳监生,张灯庆贺。

    韦昌辉又名韦正,生于1826年(道光六年),他的父亲叫韦元玠。韦家在金田村有水田约二百六十亩,雇长工自耕,农忙时也雇不少的短工,每年可收入稻谷约六万斤。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户。

    但是因韦家是客家人、又没有中举做官,颇受当地士绅阶层的排挤。

    应了那句话:

    生的伟大,活的憋屈。

    韦昌辉诨名“花头鸭”,为人喜欢出风头,又好赌博。据说有一次去应试,在考试前把长衫都输掉。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教,多次接近他,劝说他加入上帝会,这样可以保护全家不再受土豪绅士的欺侮,同打江山。冯云山的话,正打中了这个盼望出名光宗耀祖的大户子弟的心,韦昌辉点头认可。

    同年8月6日晚,洪秀全、冯云山、萧朝贵、韦昌辉一起星夜造访贵县那帮村石达开的家。

    石达开世代务农。由于他通晓武术、性格直爽,喜欢为别人排忧解难,故年纪不大(19岁)却颇受乡里推重。

    在贵县石家萧朝贵突然犯病,“鬼上身”了,他以天兄的口吻对洪、冯二人说:“朕好久未和两位胞弟讲话了。”

    洪秀全、冯云山说:“是。难得天兄时时照顾小弟。”

    “达开,”萧朝贵冲石达开说,“你送两位哥到金田去。”

    石达开回答:“遵命。”

    萧朝贵又转向韦昌辉,说:“韦正,你称呼我什么?”

    韦昌辉不知道该怎样回应,洪秀全问:“韦正在天上,是否与小弟们同胞?”

    “一点不错。”

    此次天兄下界,基本上确立了上帝会几个领导人的位置:

    耶稣为天兄,是上帝的大儿子。

    洪秀全是二儿子,冯云山是三儿子,杨秀清是四儿子,韦昌辉是五儿子,杨云娇是上帝的六闺女,赐姓洪,洪天王又把她嫁给萧朝贵,萧为帝婿,石达开是上帝第七子。

    金田团营

    1850年(道光三十年)夏,洪秀全感觉起事的条件已成熟,下令“团营”。

    石达开带领两千人率先赶到金田村。

    在四面八方通往桂平金田的山路上,三三两两的农民,矿工,手工业者,以及贩夫走卒无业游民,在悄悄地奔向同一个目标。这是一股汹涌的暗流。一点点一滴滴悄无声息地凝结、汇聚,很快就会掀起滔天的巨浪!

    造反需要称手的武器,所谓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”

    拜上帝会建造起十几座高炉,炉火熊熊,日夜不停地打铸兵器。

    连空气都在劈啪作响地燃烧。

    当时的广西巡抚郑祖琛“专事慈柔,工于粉饰”,不愿正视现实,州县官员逢迎其意,一味敷衍。军事长官(提督)闵正凤更是一个“专讲应酬”的蠢货,行军布阵一窍不通!

    边疆大员的昏庸腐朽,无疑成为了促进上帝会迅猛发展的催化剂。

    秋去冬来,陆续已有一万多人来到金田。

    这些信教的人为了体现“有衣同穿,有饭同吃”的精神,临来前将家中田产房屋悉数变卖,易为现金,卖不掉的一把火烧掉。携带男女举家投奔,又将一切财产缴纳于圣库,吃大食堂,提前进入共产社会。

    造反之初,军队设“前后左右中”五军,军设军帅(军长),下辖师帅、旅帅、卒长、两司马,两司马下辖五个伍长,每个伍长又统辖冲锋、破敌、制胜、奏捷四名圣兵。

    一军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。

    由于家眷庞杂,太平军另建“女营”和“童子军”。

    男女别居,七天见一次面。

    女战营以军为单位,由军帅直接统领,每军有女兵二千五百人;最初编为四十军。这些大脚的客家妇女头缠红巾,赤脚穿一双芒鞋,“腰横长刀,骑马怒驰”,和男子一样上阵搏杀。

    童子军只是一些半大毛孩,扫屋、端茶送水,或拿一杆红梭标站岗放哨。后改由石达开督率,立十营,约三千六百人。太平军许多年青将领,如陈玉成、谭绍光、范汝增、李容发、陈炳文等都出自少年童子营。

    三造反不需要理由

    185O年冬,在广东省普宁县旅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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